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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历次改革都可以归结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角力竞争。即当一方制约了另一方发展的时候，对前者的改革也就开始被动进行了。三者之间的平衡总是难以把握的，因此某一段时间的厚此薄彼司空见惯，于是改革实质上成为了平衡调节的手段。

建国初期，中国的国家实力极度虚弱，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面临生死存亡。外敌为意识形态分歧下的美苏两大霸权，内敌为执政权力争夺下的国民党和利益争夺下的既得利益集团。面临一穷二白的家底，社会主义中国亟需发展国家工业和军事实力，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生存，于是国家就超越了市场与社会的地位，成为了新中国最需要加强的方面。超越市场的表现就是高度计划经济，就是市场不起作用；超越社会的表现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人民福利的无差异。此时的中国，大炼钢铁、兴修军事设施、发展科学技术，全国人民愣是勒紧了裤腰带将工业发展了起来，将卫星送上了天，将原子弹技术掌握。国家军事和工业实力的增强使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了与敌对势力抗衡的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以牢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捍卫。

但是，伴随着生活用品的极度匮乏，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极端低下，市场这一软弱的环节已经行将溃堤，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执政者终于可以施展手脚的时候，一场以分地包干为突破的市场化运动一触即发。这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的私有化运动是一场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高度不谋而合的摧枯拉朽式的改革，最高层的积极探索与小岗村的冒进尝试一拍即合。于是，中国开始用将近20年的时间转变经济发展轨道，开始步入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最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称谓的渐进式变迁凸显了改革的难度，凸显了渐进式的必要。在这股改革风的劲吹之下，各种经济形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外资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国营经济开始依次挣扎着真正走向市场，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均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高速增长，中国的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跃居世界第三位。谁都没有想到市场的潜力会有这么巨大，谁也没有想到市场给予中国的回报会如此丰厚。一直到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以市场这条通用路径与国际社会真正接轨，早已破门而入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无所顾忌的在中国吸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中国的市场让一部分人富了起来。

市场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意味着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伊始就从来没有平等过。较之于自身的过去，每一阶层都认为自己的绝对利益获得了增长；但是较之于其他阶层，弱势阶层或者区域都认为自己的相对利益降低，贫富差距扩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差距却具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合法性。信息化的巨大推动力加剧了贫富差距给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巨大不满，社会矛盾愈积愈深。第二方面，人多的比较优势正是“物以稀为贵”的反面应用，劳动力价格以低出国外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优势推动我们的产品大量廉价出口。但是一旦出口产品在国外的市场有条件的饱和时，我们回头期待的内需却非常不旺盛，劳动力低廉的报酬开始以恶性循环的方式报复畸形的市场。第三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市场化，由于前两方面造成的低收入以及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使人民的生存负担大部分滞留在了这些社会公益性事业上，弱势群体愈发被市场剥削，社会主义本身应具有的优势暂时休克。第四方面，高速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对环境破坏的代价开始显现：当中国的资源以廉价产品的形势被国外逐渐储存起来的时候，当中国以环境污染形式解决了国外污染产业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的时候，中国人民恍然大悟，除了大量纸质货币之外，我们一无所获，我们甚至亏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基础，而这些纸质货币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一堆废纸，纸质货币最原始的罪恶不可思议的出现。

第四代领导人在社会方面的改革悄无声息的开始了，从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已经“旁观者清”般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村税费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九年义务教育费制改革、劳动保障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社会领域的变革接踵而至，并伴随着《物权法》、《劳动法》等涉及到个人权益的法律制度的推行。所有这一切刚刚开始，社会领域的改革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艰辛尝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