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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历次改革都可以归结为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角力竞争。即当一方制约了另一方发展的时候，对前者的改革也就开始被动进行了。三者之间的平衡总是难以把握的，因此某一段时间的厚此薄彼司空见惯，于是改革实质上成为了平衡调节的手段。

建国初期，中国的国家实力极度虚弱，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面临生死存亡。外敌为意识形态分歧下的美苏两大霸权，内敌为执政权力争夺下的国民党和利益争夺下的既得利益集团。面临一穷二白的家底，社会主义中国亟需发展国家工业和军事实力，以保障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生存，于是国家就超越了市场与社会的地位，成为了新中国最需要加强的方面。超越市场的表现就是高度计划经济，就是市场不起作用；超越社会的表现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就是人民福利的无差异。此时的中国，大炼钢铁、兴修军事设施、发展科学技术，全国人民愣是勒紧了裤腰带将工业发展了起来，将卫星送上了天，将原子弹技术掌握。国家军事和工业实力的增强使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了与敌对势力抗衡的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以牢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捍卫。

但是，伴随着生活用品的极度匮乏，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极端低下，市场这一软弱的环节已经行将溃堤，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执政者终于可以施展手脚的时候，一场以分地包干为突破的市场化运动一触即发。这场从农村蔓延到城市的私有化运动是一场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高度不谋而合的摧枯拉朽式的改革，最高层的积极探索与小岗村的冒进尝试一拍即合。于是，中国开始用将近20年的时间转变经济发展轨道，开始步入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最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称谓的渐进式变迁凸显了改革的难度，凸显了渐进式的必要。在这股改革风的劲吹之下，各种经济形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外资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国营经济开始依次挣扎着真正走向市场，中国经济总量以年均超过百分之十的速度高速增长，中国的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跃居世界第三位。谁都没有想到市场的潜力会有这么巨大，谁也没有想到市场给予中国的回报会如此丰厚。一直到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以市场这条通用路径与国际社会真正接轨，早已破门而入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无所顾忌的在中国吸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中国的市场让一部分人富了起来。

市场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意味着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伊始就从来没有平等过。较之于自身的过去，每一阶层都认为自己的绝对利益获得了增长；但是较之于其他阶层，弱势阶层或者区域都认为自己的相对利益降低，贫富差距扩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差距却具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合法性。信息化的巨大推动力加剧了贫富差距给低收入阶层带来的巨大不满，社会矛盾愈积愈深。第二方面，人多的比较优势正是“物以稀为贵”的反面应用，劳动力价格以低出国外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优势推动我们的产品大量廉价出口。但是一旦出口产品在国外的市场有条件的饱和时，我们回头期待的内需却非常不旺盛，劳动力低廉的报酬开始以恶性循环的方式报复畸形的市场。第三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市场化，由于前两方面造成的低收入以及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使人民的生存负担大部分滞留在了这些社会公益性事业上，弱势群体愈发被市场剥削，社会主义本身应具有的优势暂时休克。第四方面，高速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对环境破坏的代价开始显现：当中国的资源以廉价产品的形势被国外逐渐储存起来的时候，当中国以环境污染形式解决了国外污染产业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的时候，中国人民恍然大悟，除了大量纸质货币之外，我们一无所获，我们甚至亏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基础，而这些纸质货币却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一堆废纸，纸质货币最原始的罪恶不可思议的出现。

第四代领导人在社会方面的改革悄无声息的开始了，从上台之前，他们或许已经“旁观者清”般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村税费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九年义务教育费制改革、劳动保障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社会领域的变革接踵而至，并伴随着《物权法》、《劳动法》等涉及到个人权益的法律制度的推行。所有这一切刚刚开始，社会领域的改革将会是一个漫长而充满艰辛尝试的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中国经济似乎遇到了较大的困难与挑战。物价以一种民众不得不敏感的速度上涨，人民币也在一种貌似被强奸的痛苦中蹒跚升值。当中央政府以一种近乎苛刻的货币从紧方式试图控制物价时，长三角地区却发出了强烈的经济停滞的信号，于是中国经济大有步入滞胀的危险迹象。从单纯的物价上涨到滞胀双存，货币从紧政策在一片声讨声中碰壁。有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经济危机，也有分析认为这是简单的经济波动，中央政府更愿意承认后者，因为这将给社会带来稳定的预期。

经济学家全部没有忽略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并绞尽脑汁寻求论证这种关联的帝国主义特征，虽然他们于此很不擅长。于是出口、汇率等成为了这次经济体检的重点部位。部分政治经济学者们似乎嗅到了更深层次的气息，他们开始以更加具有批判精神的态度审视国内，于是资源、环境、劳动力等成为了其把脉会诊后的症结所在，而一系列施政方针表明，这种诊断也早已被高层默认。

比感官更高的是感觉的客体对象，比客体对象更高的是大脑，比大脑更高的是理智，而比理智更高的则是“崇高的自我”，比“自我”更高的是无形，比无形更高的是灵魂，比灵魂更高的是“空”。“空”就是目的。

以上这段话看起来出自佛经，这不完全正确。这段话是出自《奥义书》中关于“死神”的一部分精彩论述。《奥义书》是印度早期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书，佛祖释迦摩尼思想的形成也受此影响较大。

印度早期哲学没有从宗教体中独立出来，哲学是一种日常必需的生活，而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是思想家的专利。这决定了印度哲学本身成为了一种以其为内容的宗教。或许我们需要首先解释一下印度哲学为什么是开放的、全民的。

很难想像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与印度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实质上，包括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内的欧罗巴种族与印度种族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前者称为印度—欧罗巴种族，而现今印度的种族则称做印度—雅利安种族。二者共同的祖先发源于哪里至今仍无定论，但是印度这块土地是被往东的祖先的一支占据的。雅利安人天生的贵族心态开始了他们运用思想教化土著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其高深的哲学体系。对这个产生秩序的过程有着详细记载的是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摩奴法典》。印度怡人的自然气候环境造就了社会“冥想”的盛行，而多民族的共生要求雅利安民族必须产生一种多种族都接受的秩序——即宗教。以上两点，前者是造就印度开放宗教的条件，后者是产生开放宗教的动机。二者的高度结合造就了印度早期的宗教。

也正因为这样，印度的宗教不再具有自私自利的局限性，其发展伴随的一切条件将其毫无保留的与哲学结合了起来。连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印度的精神是绝对自由的，它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局限，超越了宗教对于精神的麻醉。这与西方早期宗教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开放的宗教以更务实的态度解决各种层次民众所疑惑的问题时，印度宗教与哲学的水乳交融就必然产生了。

印度早期哲学萌芽的集大成之作就是《吠陀书》，其最终发展为《奥义书》。后者奠定了印度后来一切哲学的基础。《奥义书》思想之深奥令现代人也瞠目结舌，他强调的神早已超越了其他文明中神的概念。他的神是一种性质神，没有实体，完全是超越任何限制的。他的神只是唯一，各种神是唯一神的不同化身。神也不是最高境界的，因为连神都不能参透宇宙的奥妙。

科学是一种宗教——这种观点或许会得到很多无神论者的强烈批判，但他们批判的同时就等于已经将宗教和有神论等同了起来。的确，几乎所有的宗教（本文所指宗教不包括邪教）体系都有至高无上的神，并以其不容否定的绝对权威解释或者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仅仅是站在表象的层次看待宗教，甚至仅仅以称谓或者虚指来进行属性归类。我们需要对宗教的真正的属性特征进行梳理，以此获得更为真实的宗教和更为真实的科学。

首先，宗教的现实意义在于构建一种有序状态。宗教以其抽象的教义和教条对皈依自身的人群进行教化，对其他人进行吸引，以期在其内部形成一种人人都承认和都遵守的新的秩序。这种新的秩序的形成不需要不同人群之间的谈判与斗争，因为所有人都从内心承认并遵守这种并非产自本体却获得本体认可的意识与秩序。所以，由宗教构建的秩序成本较小，比较稳固。

其次，宗教的终极吸引力在于能够跨越人性的彼面，满足人性的好奇与恐惧。宗教探讨的太多东西是人类从一诞生就苦苦追求的问题，这种用一个无知的大给予很多问题答案的方式至少在现阶段不能够被验证，但是又确是充满可信力，所以意识的人类相信这种解释的正确。

再次，宗教替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归属一个独特的维空间。这种维空间看不到、摸不着，仅仅属于每一个宗教体系自身。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明其解决问题的维空间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们不能否定手机间的短信是通过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维空间交流一样。很多咒语、宝典等宗教神秘的东西就是进入维空间的一个通道。

那么反观科学，科学只是其实质的一个称谓，为了论述方便与中立，我们将科学的实指用“他”来表示。这么一来，“他”被定义为科学的时候，“他”的信仰者就为“他”蒙上了太多的自高自大的色彩。因为科学在我们的表层思维里是正确的，是排它的，是说只有“他”是对的，其余都不对。细细品来，“他”也具有了宗教的三大属性特征。首先，“他”的现实意义也是在于构建一种有序状态，无论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等，都是在竭力用一种有序的状态构建体系。其次，“他”的终极吸引力是跨越人性的彼面。我们不能因为其解决了一些现实此面的东西而否定了这一点。今天此面的东西相对于远古的人就是彼面的东西，今天还未解决的彼面的东西相对于未来的人类就可能是此面的东西。而宗教可能比“他”更早的、更直接的跨越到了彼面。“他”自有自己解决问题的维空间，比如高等数学之类。

因此，科学所指代的“他”就是一种宗教。科学可能说佛教强调生死轮回，强调出生就是受苦是明显违心的。可是扪心自问，我们活人又怎么知道死了的人是否进入了一个更幸福的世界呢，你又怎么肯定我们从他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受罪而是来享受幸福呢？中国的庄子早就悟透了这一点，认为我们为什么不是梦里人的梦，而我们的梦又为什么不可能原本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呢？

现阶段，科学因为其解决的很多小问题能够在现阶段就被验证暂时是正确的，所以皈依科学的信徒是越来越多。我本人也是科学的信徒，但是我从来不排斥其他的宗教，因为他们更宏观的彼岸还没有被证实，说不定他们的彼岸最终是正确的，而我们科学的已经达到的此岸早已是南辕北辙了。牛顿的力学曾经多么神圣而不可战胜，最终爱因斯坦还是否定了他，那么有没有更接近彼岸的人否定爱因斯坦呢？我们尚不知。但是牛顿晚年皈依宗教或许说明他悟懂了一些诸如“原动力”的彼岸问题的捷径。